大學期間，沖郎加學的是藏語言文學系初等教育（藏漢雙語）專業，如果不出什么意外的話，畢業后，他將會成為一名老師。 然而，畢業季來臨，沖郎加在校園里無意間看到了關于大學生志愿服務西部計劃的宣傳海報。“到西部去、到基層去、到祖國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看著展板上的幾行大字，沖郎加覺得熱血沸騰：“那就是我想做的、也應該要做的事！”

“我也是從貧困的農村走出來的，通過國家的助學金和貸款上了大學，所以我希望自己也能幫助其他人，也希望通過志愿服務來報效祖國，為國家做貢獻。”沒有任何猶豫，沖郎加報名參加了“西部計劃”。

2016年，大學畢業的他來到了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巴塘縣黨巴村進行駐村幫扶工作。

位于青藏高原東南角的黨巴村是整個甘孜地區最偏遠貧困的地方。這里山坡陡峭、石頭遍地，人均耕地不足一畝，全村85戶村民有一大半都是建檔貧困戶，人均年收入僅有2000元。

沖郎加至今還記得自己第一次來到村子里的情形：真是吃了一鼻子的灰。“因為是土路，一刮風整個空氣里彌漫的都是灰塵的味道，鼻子、嘴巴、眼睛、頭發全都不能幸免。”沖郎加說，“基礎設施很落后，村里人出門基本靠步行或者驢車、牛車。村民的‘等靠要’思想也比較嚴重。”

而這些卻讓他更加堅定了自己此行的目標：一定要努力讓黨巴村發生改變，帶領村民脫貧致富！

扶貧工作開展起來絕非一帆風順。許多村民對這個剛畢業的大學生表示懷疑：沒有基層經驗，肯定也不懂基層工作，怎么把事情做好？

面對質疑，沖郎加并未氣餒。搞調研、講政策、辦夜校、引產業、修路建房……他用一個個實際行動，為黨巴村帶來了脫貧致富新希望。

如何擺脫“主要靠扶持”的脫貧模式，讓村民真正自己富起來？沖郎加陷入深思。

這時，省里新來的扶貧隊員為他帶來“一劑良方”。

原來，隊員們通過調研，發現當地的環境比較適合種植原產于天山腳下的雪菊。這種雪菊畝產值達上萬元，收益是種小麥的十倍，而且已經在鄰村試點成功。

他們本打算在黨巴村推廣，沒成想卻碰了一鼻子灰。

“雪菊是花，花怎么可能賣錢？你們不要瞎搞！”

“我們本來就這么點兒地，不種糧食，如果賺不到錢你們怎么負責？”

“還是種玉米和麥子穩妥！”

……

村民們祖祖輩輩都靠種糧食為生，他們并不相信，花居然也能賣錢。

游說無果，扶貧隊員們都感到有些沮喪。而沖郎加知道，村民們之所以不相信，是因為此前從來沒有過這種認知。“我們藏區花很多，但都不是賣錢的，要讓他們相信雪菊能賣錢，就得有人站出來用實際收益告訴大家這件事情是真的。”沖郎加說，“必須有人做出第一步，用事實來轉變大家的思想觀念。”

說干就干。他從村民阿扎叔家借來半分地，首先在村里種起了雪菊。“我不能讓村民冒這個險，只能以身作則。”

4月底播種下去的種子，到了7月中旬已經“大獲全勝”。“產量、藥效都很好，能賣到很不錯的價錢。”沖郎加捧著一把把曬干后的金黃色花朵耐心地勸導村民：“如果實在不放心整塊地都種雪菊，可以先試著在屋旁的空地、壩埂上種，你們的房前屋后都是金子啊！”

為了解決村民對于雪菊種植技術和銷售前景的擔憂，他還特意開設課程教授雪菊的種植方法，并和扶貧隊員們聯系好成都的一家公司，與村民簽訂種植雪菊的保底收購協議。

有了收益保障，越來越多的村民開始在田間地頭“侍弄”起了雪菊。今年，沖郎加幫扶的另一個村子郎翁村也加入了種植雪菊的大軍中來。“兩個村加起來差不多有七八十畝。”沖郎加說，“雪菊種植并不麻煩，采摘也很簡單，老人和小孩也能做，并不需要很強的勞動力，大家都愿意種了。”

沖郎加在夜校上向村民推廣雪菊種植。本人供圖

扶貧必扶智，治貧先治愚。由于地處山區、交通閉塞，村里的人大多文化程度不高，就連一些“90后”的青年人也沒有很高的文化水平。所以，每月兩次的夜校是沖郎加一貫的堅持。

宣講國家政策、法律法規，教授科學種養殖方法，普及衛生知識、交通知識……沖郎加每個月都會利用空閑時間把村民召集起來進行學習。

除此之外，他還十分關注孩子們的教育問題，在宣傳國家教育幫扶政策的同時努力為村里的貧困學子尋求社會愛心幫扶。

由于工作忙碌，三年間，沖郎加很少有時間能夠陪伴父母，他們一直很支持兒子的工作，每次通話都叮囑他要努力工作，為國家、為百姓多做些貢獻。

如今，黨巴村的面貌早已煥然一新，不僅貧困戶人均純收入突破8000元，還獲得了2018年度省級“四好村”的榮譽。

種雪菊、養雞、擴展果園……雖然志愿期接近尾聲，沖郎加的工作比以前更加忙碌：忙著讓村民過上更好的日子。“希望在最后的日子里，能給盡力為村民們做更多的事。”他說，“一定要站好最后一班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