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年前，在歐洲的第一年，住在學校配備有基本家具的單人房里，廚房、廁所、臥室一應俱全。不需要與外界有任何關聯，也沒有鄰里之間的往來，更沒有任何的嘈雜，這就是有些凄涼的學生公寓。二樓中間的一間房，在那紅色窗簾內，我度過了大一的一整年。
一個人買日用品，一個人扛大米回家，一個人去上課，一個人回家溫習功課，一個人讀書、看電影，一個人打工，一個人哭著尋找堅強的理由。一個人久了，對于一個友好的微笑，都會放大到從心底里的溫暖;對于那些能夠觸及靈魂的旋律和歌詞，聽著會心潮澎湃;對于電話和網絡，不再有任何依賴，灑脫地生活著;對于愛情，沒有期待也更小心翼翼了;對于節日，不痛不癢，就算外面煙火漫天，自己的日子還是柴米油鹽。

在外面吃飯太貴，超市里的冷凍食物成了奢侈品。中國菜令人懷念，方便面里面放一些雞蛋和蔬菜，有時候甚至會覺得很豐盛，有時候也會煩膩。于是，不得不開始學做飯，從最簡單的番茄炒飯做起，一點點增加難度。后來廚藝漸長，發現做菜不難，什么都可以炒一炒，自己創造都可以。偶爾會為自己到哪里都餓不死而驕傲萬分。

番茄炒蛋，是我桌上最常見的一道菜。因為做起來很快，拌著白飯吃也很美味。每次把熱好的飯倒進炒鍋里，就著鍋一起吃，會生出無限感慨。往往在最餓的時候才想到要吃飯，因為無人問我餓了沒有，更沒有人燒一桌子的菜等我回家。肚子咕嚕咕嚕叫的時候，我才會去溫一溫昨天的冷飯，拿出雞蛋和番茄，十分鐘完成，然后狼吞虎咽。最饑餓時候的飽足，就是幸福。

我對番茄炒蛋產生了強烈的依賴和滿足感，為自己那些卑微的小成就喝彩，即便在旁人看來多么不起眼。青春，或許就只是一道簡單的家常小菜，在大酒店里吃著山珍海味的人永遠不會點番茄炒蛋，但在一無所有、饑餓落魄的時候最想它。

大多數人的青春都很平凡，甚至一無所有，心中豪情萬丈，卻也經常被打擊得遍體鱗傷。一個人在外面，留學、工作，一碗白飯，配著番茄炒蛋，再撒上切好的蔥，看著黃色與紅色的交織，心情愉悅，有時候竟然能夠得到奢侈般的滿足。黃色是生命，紅色是熱情。番茄炒蛋道盡了我們的青春歲月，雖然極為平凡，但是生命與熱情徹底滲透。

經過第一年一個人的生活，我才明白，其實成長，就是在一個人的時候爆發出來的力量。永遠在小圈子里面，被一群人包圍，是不可能有突破的;在熱鬧的人群里，是無法獨立思考的。一個人想多了，就找到了對待世界的方式;一群人，卻往往受到太多別人的感染而缺少自己真正的想法。在這里沒有支點，這樣的一間房，承載了這一年所有的成長與淚水。人真是奇怪，有時候我甚至會很感激這一年的冷清和孤單。

一刻不停地行走，有一天累了，才發現靈魂很遠，很久沒有靜下來和自己談談心。自我意識缺少的時候，最容易迷失，也最得不到機會成長。一個人的時候，是成長的好機會。一個人坐在房間里面，大概是在這里的常態。很安靜，不想看電影也不想出門，什么都不想做，只剩下自己，還有顆清醒的腦袋，突然就會想清楚很多事情。

我的青春，就是一盤孤獨的番茄炒蛋，平凡卻也很燦爛。

長一點的名人勵志故事：嚴肅的悲觀主義者

作者:李少威

方方批評的對象，都是她很熟悉的人。以作家的敏感，方方覺察到了真正的現實與小說世界之間高度的融通。由此，她對未來的文壇多了一種擔憂。

過去一年，方方收到了一些郵寄食品，附言上說，你好好吃，吃飽了好戰斗。區別于網絡上那些放兩槍就跑的“鍵盤俠”，方方的“戰斗”是嚴肅的。

但她越是嚴肅地“戰斗”，就越是悲觀地思考。

一個1982年就已經成名的作家，一個敏感的社會參與者和觀察者，常理而言，對世事本應早已參透。不過，在這一年時間內，兩次進入輿論風波，她卻感覺自己“重新認識了社會”。

“對手”

方方現在面臨著兩個“對手”，一個是柳忠秧，一個是“T詩人”。

“對手”只是姑且稱之。方方認為，從一開始到現在，對自己而言，兩次事件都是職務行為，而不是私人恩怨。

“我對別人想盡辦法往上爬的行為其實比較看得開，只是，你不要太過分，對規則要有起碼的尊重。”方方說，“他們的共同點都是有錢，有錢就更應該好好跟人公平競爭，而不能仗錢走捷徑。”

在文壇里“往上爬”，最好的方式就是獲獎，尤其是體制內最為認可的魯迅文學獎和茅盾文學獎。

“因為政府認這個，所以這個獎捆綁著太多的體制紅利，經濟上，有時可能意味著給你一套房，社會地位上，待遇、級別、職稱，都跟著來。得了獎什么都有，沒得獎水平再高也沒用。”

而柳忠秧與“T詩人”，都跟魯獎有關。

方方通過公共渠道說話的時候，前者是在積極參評，紅利在望，后者已是魯獎得主，紅利正在兌現。所以方方認為，兩次事件，其實有著相同的內在邏輯。

“這些事情，我其實懶得管。”方方說，對柳忠秧“為參評魯獎四處活動”提出公開批評之前，已經知道他通過了。“只是同事說他是全票通過，我一下子就感覺很生氣。就你那些爛詩你還全票?所以就發了微博。”

“柳忠秧的事才出幾天，我就收到了‘T詩人’的威脅短信。”方方說，發微博批評柳忠秧，雖然沒錯，但的確有點冒失，而為“T詩人”評職稱的問題發長文質疑有關部門，則是完全理智的行為，盡管知道“肯定會惹麻煩”。

后來這一次，方方說話已經很謹慎了。自己在微博上貼出6000余字的長文，接受媒體采訪也以郵件采訪為主，就是為了準確傳達自己的意思，減少一些猜測和想象的空間。

這么做，一個重要目的是讓是非更加明確。

是非

“既是是非，總有對錯，總要有人承受因錯誤而帶來的懲罰，不是他就是我。在這件事上，走到今天這一步，已經不可能含混其詞。”說起是非觀，方方有些感慨。

在與“T詩人”的風波中，她跟同事們說，你們保持中立就可以了。“我舉報的許多情況，其實圈子內的人都清清楚楚，他們在輿論上支持你沒問題，因為跟他們沒關系，但要他們出來給你作證還是有難度，畢竟大家都是一個單位的。”

官方態度也在變得越來越含糊，一開始看到材料，都覺得很氣憤，表示一定追查，到后來拖拉遷延，尋辭推托，眼看著不了了之。

“我也不是不認識省長、省委書記，只是覺得黑白分明的事情，一切都應該走明規則。而且我也想看看，按照明規則能走到哪一步。目前看來，這條路走起來非常困難。最后還是采取了網絡公開的辦法，是因為實在走不下去了。”

她說，網絡上人們表現出來的態度，說明是與非大家心里還是有本賬。

她對麻煩早有思想準備，但有一個情況未曾預料——“公知”們的反應。

“一些著名公知說我這個作協主席為什么不辭職，說我是被體制‘豢養’，似乎自己在體制之外就占據了道德制高點，而身在體制內就毫無正義可言。”

在方方親歷的“麻煩”中，有的“公知”一邊痛罵體制，一邊卻在向方方請教如何向體制靠攏。“我之前一直是他們很多觀點的支持者，現在我想，我要重新認識這些人。”

“一桶烏龜”

方方在2007年9月22日當選為作協主席，最初上級在群眾中海選摸底時，有好幾個人選，方方是其中之一。“我過去一直屬于‘上面’不喜歡的人。但聽說在海選推薦時，票數都集中在我身上，我也大為意外。上級后來征求我的意見，當不當這個主席，我也十分猶豫。還跟家人以及同學們有過商量，我家里的都反對，但同學們都鼓動我出來做。另外也有作家跟我說，你不干，萬一來個壞人，大家都不好過。我一想，也是呀，來個壞人，我也不好過呀。”

多年前，要當副主席時，方方選擇了“不在職”。在職的話是公務員待遇，但要負責作協內部的行政管理。“我說我不要在職，也不要當公務員，你不管我、我不管你就行了。”

所以，這兩次風波中，許多圍觀者不能理解的一個問題就有了答案：作協內部的事情，作為主席的方方有時居然不知道，提出的意見也不管用。

“我們單位是黨組書記說了算，我連黨員都不是。以前有些事情，黨組會征求我的意見，如果我不同意，書記一般會擱置�；蚴谴蠹议_會溝通，看看能否一致。現在的書記，風格不一樣，他根本不理會你的意見。”

方方說，對待職稱、獎項和體制內的位置，自己一向持一種“從不主動追求，給我我也不抗拒”的態度。這跟圈子內大多數人形成了反差，但她似乎運氣不錯，上世紀90年代就當省作協副主席了，之后又被推上主席的位置。

“就像一桶烏龜，都在拼命往上爬，其中一只趴在那里懶得動，結果反而被注意到，就把這只拿出來。”方方說，“入作家協會、評職稱、獲各種獎項等等，所有這些東西，我一向懶散，從來沒有主動過，連填表都是送上門來的。當政協委員，當作協主席，也是這樣，你根本沒想要，都是人家來找你。”

“80年代，大家還是認水平的，哪怕你是干部子弟，水平太低也上不去。文學獎項上，很少人會去跑路子，政府對這些事情也不介入。現在獲個魯獎，‘紅包’太大了，跑評委又太容易了。”

哲夫是趙樹理文學獎評委組組長，他說，做評委確實會有很多人來找你，整個過程非常難。最后評出來，再公平，也總是有人不滿意。“尤其是詩歌界，互相不服氣，互相看不起，但事實上彼此彼此，全是爛詩。”哲夫說，“回頭看看，魯獎上出的事情，也都集中在詩歌方面。要想沒矛盾，最好不評獎。”

方方早已承認自己是一個悲觀主義者。“我對社會的看法肯定是消極的。社會壞，不是說社會上的人都壞，而是指導人們怎樣在這個社會里活動的規則出了問題�，F在很多人都對社會、文化，甚至對我們的生存環境不負責任，只對領導負責任。領導說一句話，所有的規則都立即失去作用，這就會放縱人性中的惡。貪心的人，歷朝歷代都不缺，規則存在的意義就是控制這種貪心實現的節奏，可惜現在人們已經沒多少講規則的意識。”

對她而言，今年的再一次“發難”，除了她所稱的“迫不得已”，也包含對未來的一種擔憂。“我們這一代，都到了退休的年齡，如果湖北文壇的領軍人物是這樣的人，那湖北文學還有希望嗎?年輕人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下成長，就會把壞的方式當成規則本身。”

這就是方方嚴肅的地方。

哲夫和方方80年代就認識，他說，方方一直嚴肅地面對社會，嚴肅地選擇朋友。“有時一起吃飯，開玩笑過了頭，她會很嚴肅地指出‘這樣不對’。在一切都被娛樂化，任何價值都被隨意調侃的時代，這種嚴肅已經很稀缺。”

底層與宿命

一個獎，可能改變一個寫作者的命運，而改變命運，對誰而言都是重要的。

“作協的書記，走馬燈地換。所以我們經常笑那些拍馬屁的人，剛剛把關系搞好，又換一個新的，前面的馬屁全都白拍了，又得從頭來過。雖然很可惡，其實也很可憐。有的人到處跑獎，有時我也會想，這么想要，給他算了嘛。”

尤其是，當了解一個人出身貧苦底層，方方會對其“劣跡”也顯示出更大限度的容忍。“我經歷過，所以我很理解窮人想要改變命運的強大動力。”

因為成長于高知家庭，60年來的大部分時間里，方方都生活在一個相對良好的物質環境中，但也曾經歷過底層生活。1974年高中畢業之后，父親去世，家里的頂梁柱倒塌，19歲的她就進入了江岸區丹水池一家倉庫做裝卸工。

“搬鋼材，卸貨，裝車，或者轉堆，每天很辛苦。你一說你是搬運工，別人的眼神里馬上就會流露出同情，這一段經歷后來很有用。年輕時，不怕吃苦，但時間一長也受不了。我那時就說，如果到30歲還是這樣，我就自殺。”

1978年方方考入武漢大學中文系，從搬運工隊伍中一躍而出。這一躍，就是在自我改變命運。

她在作協不坐班，也不管事，但會做一些專業性較強的文學項目，比如對農民作家的培訓，做公共空間的詩歌，或者請著名的作家到高校來駐校講學。“在寫作班上，很多農民連生活都顧不上，甚至把牛賣掉也要寫作，問他們為什么，他們說我們在精神上的追求，跟富人應該是平等的，寫作是為了讓自己‘有尊嚴’。這些話都很讓我感動。我們就培訓他們，讓他們用3年時間來寫自己的生活。”

她說自己尊重努力改變命運的行為，但同時認為這些行為應該建立在一種公平的競爭規則之上。“太過了，就不行。”她說，太過分了，就是自己要說話的原因。

為此，一向怕麻煩的她，惹來了一場麻煩的官司。

也許今天人們看到的，才是最真實的那個方方。方方小說中的許多人物，都有一種狠勁，在一種氣的支撐下，頑強地與命運對抗。這些

人往往在外加的圍困之下，越是活出一種強悍。

方方簡介

方方，本名汪芳，1955年生于南京，兩歲時隨父親遷至武漢，在武漢成長扎根。1982年發表小說處女座《大篷車上》，1987年發表知名小說《風景》，被稱為“新寫實主義”代表人物;1990年任湖北省作協副主席，2007年當選為主席，任職至今。2014年5月發微博指詩人柳忠秧“為魯迅文學獎四處活動”，引起文壇軒然大波;2015年4月在微博發出6000余字的長文《我的質疑書》，被輿論認為是她再次向文壇腐敗發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