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某人說過：一個人要對自己整個人生的目的有明確而堅定的認識，清楚地知道自己究竟為什么活著，這是一件極難的事。
　　
　　因為極難，所以更想知道答案。因此，我在看到余華的小說《活著》時，便急迫地讀完。
　　
　　這部小說，以第一人稱的敘述方法，用一種冷靜、平常的筆調，娓娓述說福貴老人并不平常的一生。
　　
　　在福貴還是一個闊少時，他夜以繼日地吃喝嫖賭，終于在一夜之間由闊少爺變成一名不文的窮光蛋。而他的父親，在親手處理掉所有的田產之后，死于由老宅遷入茅屋的當天。破敗以前的福貴不懂得傷心，破敗之后的福貴卻沒有資格傷心了。因為他成了佃戶，佃種著曾經屬于自己的五畝田地。此后的日子，他經歷了戰爭，被抓壯丁到戰場而死里逃生;經歷了自然災害年，飽受饑餓的折磨而僥幸活命;他親手埋葬了自己的兒子、女兒、妻子、女婿和年僅七歲的外孫苦根。他身邊的人一個個死去，而他卻活著，與那頭同樣叫做福貴的老牛“幸運”地活著。
　　
　　“在旁人眼中，福貴的一生是苦熬的一生;可是對于福貴自己，我覺得他更多的是感受到了幸福。”——余華語
　　
　　“坐在我對面的這位老人，用這樣的語氣談論著十多年前死去的妻子，使我內心涌上一股難言的溫情，仿佛是一片青草在風中搖曳，我看到寧靜在遙遠處波動。”——小說中的描述。
　　
　　作者余華說：“《活著》講述了一個人和他命運之間的友情，這是最為感人的友情，他們互相感激，同時也互相仇視，他們誰也沒有理由抱怨對方;《活著》講述了眼淚的豐富和寬廣;講述了絕望的不存在;講述了人是為了活著本身而活著，而不是為了活著之外的任何事物而活著。”
　　
　　他解釋：“‘活著’，作為一個詞語，在我們中國的語言里充滿了力量，它的力量不是來自于喊叫，也不是來自于進攻，而是忍受，去忍受生命賦予我們的責任，去忍受現實給予我們的幸福和苦難、無聊和平庸。”
　　
　　忍受，成為生命給予生活的一種狀態，是活著的一個必需條件。但忍受需要力量的支撐、愛的牽引。如果在忍受之中看不到希望，感受不到幸福，那么，這種活著的方式也是不能忍受的。
　　
　　讀過《安妮日記》這本書，書的主人，年僅十三歲的猶太少女安妮·弗蘭克，為逃避納粹的迫害，同家人一起，躲避在幾間密室里，忍受著名副其實暗無天日的日子，在那種牢獄一樣的環境與低沉、緊張的氣氛中，仍然堅持讀書、記日記，她在日記中寫道：“只要我還活著，能看到這陽光，這無云的天空——只要這一切還在——我就不可能不幸福。”她能忍受的力量，來源于她心中的光明。
　　
　　沈從文先生《邊城》中的老船夫，“使他在日頭升起時，感到生活的力量，當日頭落下時，又不至于思量與日頭同時死去的，是那個伴在他身旁的女孩子，他唯一的親人——翠翠”，他能靜靜的很忠實的在那里活下去的力量，來源于他肩上的責任與心中的愛。
　　
　　而生活在真實社會中的我們，又何嘗不是在忍受呢?忍受生命的艱難與痛楚，忍受生活的瑣碎與平庸，忍受不可推卸的責任與義務，并在忍受的過程中，明了活著的理由，在忍受的過程中，讓生命變得有意義。
　　
　　很欣賞余華說的一段話：作家的使命不是發泄，不是控訴或者揭露，他應該向人們展示高尚。這里所說的高尚不是那種單純的美好，而是對一切事物理解之后的超然，對善惡一視同仁，用同情的目光看待世界。
　　
　　忍受并幸福地活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