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這一次暑期社會實踐的主題確定的相當順利，“地攤經濟”一詞可以說是六月初的熱點詞匯了。從兩會上人大代表楊寶玲建議釋放“地攤經濟”的最大活力，到5月27日，中央文明辦明確，在2020年全國文明城市測評指標中，不將占道經營、馬路市場、流動商販列為文明城市測評考核內容，地攤經濟的政策和社會環境形勢一片大好，開始在全國各地如火如荼地發展。然而六月初，北京日報和深圳特區報就先后發表了題為“地攤經濟不適合北京”和“深圳不宜一哄而上發展地攤經濟”的文章，文章指出“是否發展“地攤經濟”，則并非一道必答判斷題，而是一道補充選擇題。”同時也對當前中國城市發展“千城一律”的現象進行了思考，將其歸結為沒有優先考慮城市定位情況下的盲目跟風。
這不禁引起了我們的思索，地攤經濟的前路到底在何處？對于“后疫情時代”，它或許是一劑刺激消費、增加就業崗位、恢復城市生機的良藥。可是然后呢？它會依舊停留在“臟亂差”的代名詞，在渡過難關后再次被拋入歷史的煙塵之中？還是如同線上教育一樣借助疫情得到長足的發展，成為城市中充滿人間煙火氣的景色，從此常態化？那么現在的地攤經濟落實到實際操作層面，又是否真正基于城市定位進行了合理的規劃？或者得到了科學的管理？
懷揣著這些疑問，我回到家鄉開始進行走訪調研。在調研之前我通過網絡查閱到了朔城區人民政府的通告，其中關于經營的區域、時間和物品的范圍都有較為詳細的規定。我深受鼓舞。
然而，當我按照通告中的經營區域劃分走訪了其中四五個攤點之后，我頗感失望。雖然通告中規定還算詳細，但是就我走訪的所見來看，大部分攤點都并沒有嚴格按照通告來實施。規定售賣兒童玩具的區域里經常可以看到飲品小吃的攤位，而飲品小吃的區域里也不乏日用百貨的身影，通告中提到的電商直播和特色經營區域更是只聞其聲不見其影。除此之外，占道經營導致交通堵塞、并未按照通告規定時間擺攤收攤外放音樂嚴重影響周邊居民的生活等等，這些現象更是屢見不鮮。諷刺的是，這些都是我在回鄉調研之前羅列出的地攤經濟弊端之一，在我的家鄉一一應驗。我返鄉前還滿懷著對本地城管部門采取新型科學化管理方式的期待，現在看來像一場笑話。
我試圖采訪城管大隊的工作人員希望聽聽他們的聲音，他們對于地攤經濟的看法、他們在管理方面遇到的困難……但是我并沒有如愿，大部分問題都警惕地被人手和經驗不足搪塞過去。我頹然地走出辦公室，好像這個工作并沒有讓他們產生一些思考，只是機械的執行上級的命令而已，又或者是他們并不愿意向我——一個素昧平生的大學生吐露心聲。我終于深刻體會到柴靜在《看見》里提到過的那種無力感：你的采訪對象就在你的眼前，他甚至對著你露出熟練的和善的笑容，你知道他肚子里有答案，但是他不愿意回答。
我之前構想過很多地攤經濟的發展方向，比如發展成具有當地特色的集市、或者是年輕化潮流化的創意集市、再不濟也可以借助互聯網小程序或者app對攤主進行規劃管理。但是當我面對這樣一個現狀的時候，我突然發現這些構想仿佛都是空中樓閣，我太天真傲慢，久居象牙塔不見民生。前者無法滿足常態化的需求而且也并不適合三四線城市，后者不能滿足攤販流動經營以攬客的需求而且投入的人力物力將會很大。
臨別的時候城管隊長對我說本地的地攤經濟還需要探索，我寧愿相信這是他的真心話。對于三四線城市來說，地攤經濟增加就業崗位、刺激消費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
地攤經濟的前路，還在腳下。